2013年2月26日星期二

中共十八届二中全会是荒谬荒唐荒诞的

                      中共十八届二中全会是荒谬荒唐荒诞的
                                 高洪明
     中共十八届二中全会从本月26日—28日召开,本次全会决定国家机构领导人员的建议人选问题,决定国务院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方案问题,决定同意《政府工作报告》提交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讨论问题。
     这几个问题都是关乎中国人民、关乎中国政府和关乎中国宪法的核心问题,它关乎到中国的前途和命运,它应当交给十二届人大一次会议讨论决定,这才体现中国人民当家做主,这才体现中国主权属于人民。
     但是,令人遗憾是这几个中国核心问题统统由中共中央一手包办代替,这是极其荒谬、极其荒唐和极其荒诞的;这种做法是中共党国体制弊端的集中表现,它无视中国人民,无视中国政府,无视中国宪法;这种党国体制理应批判,必须反对,理应改变,必须改变。
     中共党国体制弊端批判反对的理由和根据如下:
     1、中共与人民的关系是极其荒谬、极其荒唐和极其荒诞的
     中共在处理自己与人民的关系时,中共从来是实的,人民从来是虚的;中共从来是存在的,人民从来是虚拟的;中共从来是具体的,人民从来是抽象的。
     2、中共与国家的关系是极其荒谬、极其荒唐和极其荒诞的
     中共在处理自己与国家的关系时,中共从来是核心,国家从来是表象;中共从来是内容,国家从来是形式;中共从来是主人,国家从来是工具。
     3、中共与宪法的关系是极其荒谬、极其荒唐和极其荒诞的
     中共在处理自己与宪法的关系时,中共从来是嫡母,宪法从来是庶子;中共从来是贵妇,宪法从来是婢女;中共从来是女主人,宪法从来是遮羞布。
     以上3条批判和反对中共党国体制弊端的理由和根据,在中国大陆俯拾皆是,司空见惯,见怪不怪,数不胜数的;绝大多数人中国人都是党国体制弊端的见证人,都是党国体制弊端的受害者;都是党国体制弊端的改变者,都是民主宪政的拥护者。
     我的这篇短文,有些读者看了可能觉得不过瘾,认为文章应当写长点儿。我个人认为,中共党国体制弊端人人看得清楚明白,话说多了就是废话,反而无益,因此搁笔。
     我的这篇短文,对中共中央是恶毒攻击呢?还是尖锐批评呢?我想每一个国人自有判断,每一个读者自有判断;我本人是问心无愧的,我是在对中共中央提出尖锐批评的。
     在这里我毫不隐瞒自己对中共党国体制弊端的政治态度,那就是:我坚持批判中共党国体制,我坚决反对中共党国体制;我坚持民主宪政追求,我坚决为中国大陆实现民主宪政体制奋斗终生,死生荣辱置之度外。
                                                          北京:高洪明
                                                          手机:13522267658
                                                          2013226
      

2013年2月21日星期四

高洪明和您聊点儿监狱里的事儿之六

                       高洪明和您聊点儿监狱里的事儿之六
                                  高洪明
     第十六次审讯实录
     下午饭早吃过了,也不知道现在是几点钟了。我侧身蜷腿躺在自己的被垛上休息,一只胳膊蜷着,小臂垫着上半身,用手托着脑袋,在毫无头绪地想着自己的心事。反正现在我也不困,千头万绪,翻来覆去,总觉得躺着也不舒服。于是我又坐了起来,半躺半坐地靠着墙壁,正在闭目养神。
“老高,提审你几次了?”一个姓Q的陪号关心地问我,我懒洋洋地睁开眼睛,他正在按部就班地在睡板儿上进行下蹲起立锻炼。
“我数着呢,有15次了。”我一边坐起来一边告诉他。
“都提审你这么多次了,估计差不多了吧?”他边蹲下边问着。
“我心里没有谱,也许差不多了吧!”我有点儿乐观地回答。
咚咚敲门声,打断了我们两个人的谈话,另一个陪号也赶紧坐起来了。
接着是咔的开锁声和刺耳的拉开铁门栓声,号里人知道有事啦。
“把门打开,快点儿!”牢门外筒道值班警察高声叫喝着。
Q陪号顾不上穿鞋,一步迈了下去,手脚麻利地把牢门推开了。
“你眼瞎了,慢点儿推,碰着人怎么办?”筒道值班警察没好气儿地呵斥着。
Q陪号吓得连话也不敢说,赶紧躲到一边,傻愣着站在那里。
“高洪明,你出来!叫你那!”筒道值班警察用手指着我说。
“等我穿上鞋就出来。”我愣了一下,才回答他。
“别磨蹭,麻利点儿!”我答应着,穿好鞋,跨出牢门。
“你把门锁上,快点儿!”筒道值班警察命令我。
我赶紧把牢门关上,把铁门栓插好,又把门锁锁上,才向看守所铁栅栏门走去。
看守所的陈规陋习,是筒道值班警察只拿钥匙不拿锁。
我走前,他走后,还要与他保持1米以上的距离。这也是看守所的规矩。
“你慢点儿,走那么快干什么?”筒道值班警察故意找茬儿地在我后边嚷了一声。
我知道自己走得并不快,只是他没事找事罢了。
来到了看守所铁栅栏门前,值班警察开了门,送我出来,那个瘦子预审员在等着我。从看守所大门站岗的武警战士面前走过,我的胸口离他的枪口也不过两三步远。
“这么半天才出来,磨蹭什么哪?”瘦子预审员咋呼着。
我没有理睬他,径直朝预审楼走出,他跟在后面。
刚进预审楼,我老马识途直奔二楼而去。
“高洪明,站那儿,别动!”我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回头一看,原来是瘦子预审员站住脚正和一个警察说话,于是我侧脸站在上楼的台阶上等他。
不大一会儿,瘦子预审员向我摆手示意上楼,我就头也不回地上楼了。
我走进常来常往的预审室,站在办公桌边上,抬眼一看,墙上的电子钟已经快指向晚上8点了。
“坐那儿!”瘦子预审员一进门就命令我。
他一边命令我,一边一本正经地坐在办公桌后面的办公椅上。往常是胖乎乎的预审员主审,他是助手,说话不多。今天预审室只有我和他,原来现在他是“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了。
“坐好喽,坐直喽!”他接二连三地给我下着命令。
我按照他的要求,端端正正地坐在那个特制的斜面木桩椅子上。
“听说你是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法律大本毕业呀?”瘦子预审员的发问像一头雾水。
“是!我是88年自考法律大本毕业的。”我如实地回答他。
“你是不是特觉得自己了不起;看不起我们这些警察?”他没头没脑地发问。
“我从来就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地方;看不起警察从何谈起呢?”我反问了他一句。
“我一瞧就知道你不地道,头一天我就看出来了!”瘦子预审员先入为主地地对我说。
“那是你的看法,我哪儿不地道了?”我愤怒了,我又反问他一句。
“我见得多了,没见过你这么跟预审员说话的?”瘦子预审员站起来冲我嚷着。
“我又没偷没抢,没杀人没放火,没干犯法的事,我不这么说话怎么说话?”我毫不退让地反问他。
“你是没偷没抢,没杀人没放火,但你干了犯法的事!”瘦子预审员抢白着我。
“我干什么犯法的事啦?”我理直气壮地反问他。
“你没犯法?你去天安门广场撒纸钱就是扰乱社会秩序,就是犯法!”他声嘶力竭地喊着,唯恐别人听不见。
“你说我犯法,那是你对我的污蔑!”我提高嗓门反驳他,我不知道后果会怎样。
“你说说,我怎么污蔑你啦?”瘦子预审员不但没有暴跳如雷,反而降低了吼声。
“我去天安门广场撒纸钱,那是为了悼念六四事件的死难者,那是要求中央平反六四事件,那是要公开表达我对六四事件的看法;这不是我个人的看法,而是很多人的看法,只是别人不像我这样公开表达罢了。”我毫无顾忌地回答。
“中央定性这是反革命暴乱,你敢和中央唱对台戏,就是明知故犯,就是犯法!”瘦子预审员固执地坚持他和中央保持一致的立场。
“你不要看眼前,你应当看长远,总有一天中央会为六四事件平反的!”我斩钉截铁地回答他。
“你敢肯定?你那么自信?”瘦子预审员用他充满怀疑的口气问我。
“当然我敢肯定,否则我也不会冒傻气!”我信心十足地回答他。
“这事儿不谈了。你有你的看法,我有我的立场。但是,你去天安门撒纸钱可是扰乱社会秩序的违法行为。我说的不错吧?”瘦子预审员转换了发问的角度。
“我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因为我所有上书中央要求平反六四事件的信件,都石沉大海,杳无音信,所以我只能这样做。”我心迹坦诚地向他解释着。
“你的事儿,我们管不了;可是我真看不惯你对警察说话的态度,我还真没见过你这样的。”瘦子预审员语气平和了,也不吹胡子瞪眼了。
“这就不怨我了,因为你们经常审讯的是小偷流氓,是违法犯罪分子,他们做贼心虚怕你们。我呢,我认为自己的行动是正义的,是在为民请命,所以我不会说话低声下气,因此你看不惯。”我入情入理地解释着回答他。
“我也是大学毕业,你没有什么了不起的?”瘦子预审员话锋一转又谈起了这个话茬儿。
“我没有赶上上大学,我就是个自考本科毕业,比不了您!您是哪个大学毕业的?”我试探着问他。
“我......,我北大毕业。”瘦子预审员说话的底气明显不足。
“哦,您比我强多了。”我恭维他说,但不再深问了。
“今天没什么事,就是找你闲聊几句;时间不早了,送你回号吧!”瘦子预审员有些话犹未尽地说。
“谢谢您了!我还真困了。”我抬头看表已经快午夜12点啦。
“走吧!”他示意我站起来往外走,我站起来转身走出了预审室。
我走前,他走后。几分钟就回到了看守所的大铁栅栏门前。瘦子预审员和我站在那里,等着看守所里值班的警察来给开门;旁边就是手握钢枪的武警战士。
一会儿,哐啷一声铁栅栏门打开了,我走进去,哐啷一声铁栅栏门又关上了。
看守所筒道值班警察接着我,送我回号。我不回头也知道,瘦子预审员转身回去了。
“这么晚了还提你,你案子不轻吧?”这个值班警察好奇地问我。
“没什么大事儿,他找我闲聊。”我顺口答音地回答着,并走在他的前面。
“吃饱撑的!没事儿睡觉好不好?”值班警察不解个中原因地讥讽嘲笑着。
我没有接茬儿搭话,快走几步,就来到安四所牢门前了。
值班警察给我打开了牢门的铁锁;我熟练地把铁锁摘下,拿在左手里;用右手拉开牢门上的铁门栓;又把铁锁挂在铁门栓锁门把手的扣鼻长孔上;自己拉开门,一脚迈进去;自己又回身把牢门关好,这才完成任务。
随着锁门声音的消失,值班警察脚步声音的远去,牢房里才有了动静。
“老高,几点啦,才回来?”这时,Q陪号才敢和我说话。
“快夜里12点啦!”我轻声回答他。
“老高,你这次提审是第几次了”他躺在那里,心细地问着。
“我算计着是第十六次提审了。”我停顿了一下,小声告诉他。
“老高,累了吧?赶紧睡吧!”L陪号好心地提醒我。
“好的!明天再慢慢聊吧。”我答应着。
被褥他俩已经帮我铺好了,我立马躺下了。
尽管很累很疲劳,但我的兴奋劲儿还没过去,我在琢磨着瘦子预审员那些莫名其妙的话。
我大体得出了这样的看法:
“在六四事件问题上,跟中共中央保持一致的不多;
或者说,在六四事件问题上,对中共中央的定性持怀疑态度的不少。”
“警察对坚持不同政治观点的人,并不敌视,只是奉命办案而已;
对六四事件的态度,警察尚且如此,老百姓的态度就可想而知了。”
“警察对坚持自己政治观点的人,或多或少是仰视的;
也许,他们对坚持自己政治观点的人,或多或少是敬佩的。”
今夜瘦子预审员对我的所谓“提审”,多少也证明了我的看法。
想着,想着,想着,我进入了梦乡,我回家了.....
                                                  北京:高洪明
                                                  手机:135222676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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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2月15日星期五

高洪明和您聊点儿监狱里的事儿之五

                    高洪明和您聊点儿监狱里的事儿之五
                               高洪明
     北京市公安局安康医院亲身历险记
     今天是199464日,我在东城看守所关押4天了。
     刚吃完早饭,我静静地盘腿坐在自己的被褥上。不知何时,一缕淡淡的亮光从安四所黑洞洞的牢门门槛下溜了进来,我贪婪地望着它,因为它是太阳给监狱送来的自然光。
     一阵皮鞋走路的声音传来,停在了安四所牢门前,我们号里的3个人都坐直了,等着什么。接着是开锁的声音,又听到了拉动牢门铁门栓的摩擦声,哐啷一声,牢门打开了,我们号里的3个人连忙站了起来。
   “高洪明,快穿鞋,跟我们走!”原来是审讯我的那一胖一瘦的两个预审员和一个管教站在了安四所牢门前,那个管教手里正拿着打开牢门的钥匙。说话的好像是那个胖乎乎的预审员。我赶紧答应着,赶紧穿着鞋。
  “我那只鞋哪儿去了?”我自言自语着,我没有看到那只鞋,这是号里黑乎乎的缘故。
  “老高!鞋在这哪,给你”我的一个陪号手疾眼快地从地上捡起我的鞋递给我,我急忙穿好鞋走出牢门,连声“谢谢!”都没来得及跟人家说。
    从安四所牢门到看守所铁栅栏大门的这条筒道,几天来我已经走得轻车熟路了。这条筒道,其实是看守所内的一条最重要的楼道,只是看守所习惯把楼道叫做筒道而已。
    我已经熟悉并习惯了看守所的规矩:我在前边走,警察在后面跟。我很快就走过了A、B两条横向筒道,来到了看守所铁栅栏大门前。一会儿,筒道警察就把铁栅栏大门打开了,我第N次又走出了看守所,我便目不斜视地径直地向着预审楼走去。
 “高洪明,往哪走?往右走!”我听得出是胖乎乎的预审员在喊我,我就朝右走了。
我看到我的前面不远的地方停着一前一后两辆新款黑色的奥迪牌高级轿车,车门朝外开着,像是在等什么人。我朝前走了几步站住了,因为奥迪牌高级轿车挡住了我的去路。
“高洪明,上车吧!”那个瘦子预审员在后边发话了。
“这是上哪儿那?”我疑惑地问道。
“赶快上车吧!到那儿你就知道了。”我迟疑了一下上了奥迪轿车,随后胖瘦两个预审员也一左一右地从两侧车门上了车,他俩包夹着我一起坐在后排座上。
高洪明,戴上吧!”胖乎乎的预审员一边说着一边从左侧裤子兜里掏出一只明晃晃的手铐,摆在我的面前。
“戴吧!”我服从地把两只手的手腕靠拢伸到他面前。
“你试试紧不紧。”他眨眼间就把手铐给我戴好了,像是关心地问我。
“还行,不紧。”我回答着。这是我平生第一次戴手铐,我心里平静得很。
我还想问问他们送我去哪儿,我知道这是自讨没趣,所以没有再问,但我心里是十五个水桶打水——反正是七上八下的。
前边那辆奥迪轿车开走了,我坐的这辆奥迪轿车紧跟在后面。这时我才看清开车的司机是我们行政处管理科的司机,他旁边坐的是一名我不认识的警察。我前边那辆奥迪轿车上坐的是什么人,我没看见,我不知道,但我猜得出这两辆奥迪轿车是北京外交人员服务局的。
两辆奥迪轿车向前奔驰着,把车轮下的柏油马路碾压在后面,把大大小小的十字路口碾压在后面,把两侧的高楼大厦甩在后面,把路边的电灯杆、树木、花草统统甩在后面,一溜烟似的把一切浮光掠影都抛在后面,疾驰向前,疾驰向前......
远处起伏连绵的大山进入了我的视线,两辆奥迪轿车一直朝它奔驰而去。轿车很快就开进了山区,飞快地行驶在弯弯曲曲的山间公路上。公路两侧茂密葱绿的树林,忽高忽低地被轿车飞速地甩在车子后面;景色虽然宜人,但我无心观赏。
一会儿,两辆奥迪轿车沿着公路驶入山村,路过山村,停在一个高墙大门的院子前面,然后缓缓开进大院。大门门垛上挂着一块长长的牌匾,牌匾上“北京市公安局安康医院”几个大字刺入我的眼帘。此时,我恐惧并清醒地意识到:他们把我送进精神病医院了。
两辆奥迪轿车车门都打开了,人都下来了。前面那辆车上的人我都熟悉,司机是我们管理科的,那两个人是我局保卫处的,我们在一起常打扑克。他们见了我如同见了陌路人一般,没有和我打招呼,甚至也没敢用正眼瞧我。我理解他们,我很知趣,再也没有正眼看他们。
胖乎乎的预审员马上给我打开手铐,让我前边走,他们3个预审处的警察跟在后面。此时,我真有毛骨悚然的感觉,我腿有些发软,走路感觉深一脚浅一脚的,这是真实的我。
“高洪明,进去吧!”我走到了门诊楼门前站住了,瘦子预审员在我旁边命令着。
我壮着胆子走进了门诊楼,前苏联克格勃精神病医院迫害和摧残政治犯的文学场景也同时一幕一幕地涌入了我的脑海,使我的精神自我完全淹没在恐怖的漩涡中,不能自拔。
我稀里糊涂地顺着医院宽宽的楼道向前走着,不记得两侧走过了几个门诊室,来到一个门敞着的门诊室前,胖乎乎的预审员示意叫我进去。
我木然地进去了。这是个宽大的门诊室,坐在三面沙发或椅子上的45个大夫看到我进来了,他们齐刷刷地站起来,或快或慢地迎着我,把我吓坏了。
“大夫!你们这儿是克格勃嘛?是,你们告诉我,我死了谁都不知道,我也不冤枉。”我语无伦次漫无目的地问着说着。
“小伙子,我们这儿不是克格勃,我们也不是克格勃的特务,我们就是跟你聊聊天,了解一下你的情况,看看你反映的问题怎么解决好,没别的意思。”一个头发有些花白的老大夫慢条斯理地对我说着。
这时,我才看清这个老大夫,一身白大褂里面穿着绿色的警服,但没有戴帽子,由于白大褂衣领的遮挡,看不到他的警衔是什么级别。我两边那两男两女4个大夫,装束和他相同,也看不出他们警衔的级别。
“小伙子,你坐下,咱们慢慢聊。”我听话地坐在了5个大夫中间专门为我摆放的一把电镀椅上。随着我安静地坐下,那5个大夫和跟我来的那3个预审员也先后坐下,坐在了我的四周,好像怕我逃跑的架势。
“你为什么要去天安门广场撒纸钱呢?
你的家人有在“六四”那天致死致伤的吗?
你去天安门广场撒纸钱有同情支持的吗?
你精神状态一直这样亢奋吗?
你的家庭家族有精神病史吗?
你们单位对你怎么样,有打击报复现象吗?
你家庭生活幸福吗?夫妻关系怎么样?”......等等各种问题。老大夫一脸和气,坐在他面前的大茶几的后面沙发上,不断地发问着。
“我去天安门广场撒纸钱就是为了悼念六四事件的死难者,就是为了要求中央平反六四事件,就是为了公开表达自己对六四事件的看法。
我的家人在“六四”那天没有致死致伤的,但我亲眼看到了“六五”那天致死致伤者。
我去天安门广场撒纸钱没有人同情支持,但历史和人民是同情和支持我的。
我的精神状态一直正常,从来没有什么亢奋过。
我的父母都高龄长寿,我的家庭家族从来没听说过哪个人得过精神病。
我的单位对我不算公道,但说不上对我打击报复。
我的家庭生活,自我感觉良好;我们夫妻关系总体上是和睦的,当然少不了吵架拌嘴。”     我不假思索,对答如流地一问一答地回答着。其间也有别的男女大夫偶尔问话或插话,但他们只是做做老大夫的助手而已。
老大夫和我聊了不短的时间,我看他的提问时断时续了,我猜想他问的问题恐怕也差不多了。这时,老大夫欠欠身子站起来,那4个大夫也站起来了,老大夫带着他们出去了。门诊室里只剩下我和3个预审员了,我们静静地坐在那里,在等着他们和我谈话的结论。
不大的功夫,5个大夫都回来了,只见老大夫左手拿着一份什么文件,来到我面前。
“这是份心理问答题,你在这儿笔答一下。”老大夫一边对我说着一边把这份心理问答题和一支签字笔一块放在我旁边的一张办公桌上。此时,我悬着的心似乎放松了一些。我转了转身子,把我坐的电镀椅往办公桌跟前拉了拉,又坐下,就趴在办公桌上准备笔答心理问答题了。
当时,我精神紧张,情绪躁动,记忆力不佳;我只记得那份心理问答题一共有整整400道,心理问答题卷子的抬头我忘记叫什么了;心理问答题的卷子是美国一个心理研究所制定的,但心理研究所的名字我也忘记了。这是后话,我追悔莫及了。
因为美国这份心理问答题,是用×来回答每一道心理问答题的是或否,因此我作答的极快,三下五除二,一气呵成,我交了卷子。
“一个小时你就做完了!”老大夫看了看自己的手表,有些惊讶地对我说。
“问答题很简单,所以我做题快。”我有点儿精疲力尽地回答他。
事后我只记得这份心理问答题,出的尽是一些普通的人生琐碎问题让你回答,说不上高深;譬如:你有没有性生活、你会不会打排球、你睡眠如何等等问题;也许这些问答题,才更能测试人的心理有没有问题。
老大夫拿着我的心理问答题卷子认真仔细地看了好一会儿,只见他走到胖乎乎的预审员面前,两个人低声在说着什么。我见此状况,猜不出他们对我会做出什么结论,我心里一直在打着鼓,真不知自己还能不能走出这个精神病医院。
“高洪明,走吧!给你找个地儿休息休息。”胖乎乎的预审员走到我跟前对我说。
“行,走吧!”我不知所终地答应着站起身来,朝门外走去。此后,我再也没有回过这个门诊室。
我在前面走,3个预审员跟在后面,原路返回。这时我才看清楚:淡黄的墙围子,雪白的墙壁,弥漫的药味,明亮的光线和年轻的护士;眼前的一切向人们展示着,这的确是个医院。但是,楼道里静的吓人的气氛、面无表情的医护人员、偶尔走过的患者,都给人一种不祥不吉利的感觉。走在这样的医院里,就如同走在人间地狱里;这是我当时的直觉。
我忐忑不安地按照胖乎乎的预审员的指挥命令,走出了医院门诊楼,三拐两拐来到一排平房面前,让我在一个房间门前站住了。只见一个穿白大褂的男子跟过来,拿出一串钥匙,把门打开了。
“高洪明,在里休息休息吧!一会儿给你送饭来。”胖乎乎的预审员对我说着,看着我走进了房间,他把门关上了。
“锁门啦!你踏实呆着吧。”我听到了锁门的声音,继而没有脚步声了,他们走远了。
房间只有我一个人了,我仔细环视了一下房间的环境:房间四白落地;靠着左侧墙摆放着一张低矮的单人床,床上铺着白床单,放着叠好整齐的被褥;床前有个白色的小床头柜,摆着卫生纸;右侧墙角有一个白色的搪瓷座便器;挨着它的是一个白色的搪瓷洗手盆;房间的门是用铁皮包裹的;房间靠门的窗户很明亮,它是朝外开的,窗户里有一扇铁栏杆。我看这根本不是间病房,而是间地地道道的牢房。
房间里静极了,这里只有我一个人,我能听到自己呼吸的声音,甚至能够感觉到自己心脏的跳动。我害怕极了,我生怕此时房间铁皮门突然打开了,闯进两个白衣黑手,一进来就掐着我的喉咙把我窒息而死,或者闯进一个便衣黑手,用毒针把我刺死,或者......或者......这时,我胡思乱想自己是个什么死法,这时,我才亲身体验什么叫恐怖。
我此时非常疲倦,但不愿躺在床上休息等死,我在房间里来回踱着步子,尽管有些头重脚轻。我走了几圈,恐惧感慢慢在减退,自我感逐渐在恢复。
我心里默默地唱着“虽然是只身把龙潭虎穴闯,犹如千百万阶级弟兄在身旁。任凭他座山雕凶焰万丈,抗严寒化冰雪我胸有朝阳。”现代京剧《智取威虎山》英雄杨子荣的唱段给了我精神力量。
我心里也默默念叨着“真理与我同在,人民与我同行。”这两句话。
这段戏词和这两句话,我反反复复在唱着和念着。我顿时感觉到:我的自我恢复了,我的自我高大了,我的自我已经不怕死亡了,我的自我已经没有什么恐怖了。
此时,我又想起我插队时老百姓的一句粗话:“发昏当不了死,该死该活DIAO朝上。”是的,我现在面临的就是这种选择关头,该死该活我认了。我想通了,我自由了。
现在,我有心思看看窗户外的风景了。我举目望去,山不高,但挡住了我远望的视线;我抬头望去,天很高,但只能看到头顶上的一片空荡;井底之蛙的感觉,我油然而生。
“真不是东西,这是哪个孙子设计的,爷爷什么也别想看见。”我心里骂着。
咚咚敲门声,房间门从外面打开了。原来是那个穿着白大褂的男子和一胖一瘦的两个预审员来了。瘦子预审员手里拿着个塑料袋。
“给你拿盒饭来了,快吃,还热乎呢!”胖乎乎的预审员在招呼我。
“谢谢!”我感谢了他们。房间门再一次关上了,屋里又只剩下我自己了。
我赶快从塑料袋里拿出3个一次性饭盒:一盒是米饭,一盒是肉丝炒豇豆,一盒是鸡块儿,伙食不错。但是,我没敢吃,因为我怕有什么黑手给我下毒;因为,我的恐怖防范心理尚未解除警报。我又原封不动地把3个饭盒装进塑料袋里。
我在只有我一个人的天地房间里,继续来回踱着步子,我始终没有停止,始终没敢停止。
咚咚再一次敲门声,房间门再一次打开了。还是那个穿着白大褂的男子和一胖一瘦的两个预审员。
“高洪明,走吧!”胖乎乎的预审员故意提高声音对我说。
“哪儿去?走吧!”我若无其事地问着。
“回看守所!快点儿,要不天黑了。”瘦子预审员催促着。
“好的!”我爽快地答应着。我走在他们前边,他们跟在我后边指挥着我。
一会儿,我看到了那两辆奥迪轿车了,我走了过去,那两辆轿车车门打开着,像是在等着我和两个预审员。胖乎乎的预审员又把手铐给我戴好,我上了车,一胖一瘦的两个预审员仍然包夹着我坐在后排座上。
我坐在车里,心里踏实多了。我不知道警方为什么没有把我打成“精神病人”,这个谜底我猜不透。至今,这个谜底,我也没有猜透。
两辆奥迪轿车开动了,一前一后,开出了安康医院的大门,越开越快,按照原路返回,向着东城看守所疾驰而归。
                                                   北京:高洪明
                                                   手机:135222676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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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2月14日星期四

中国不可对朝鲜核试验采取绥靖政策

  中国不可对朝鲜核试验采取绥靖政策
                                高洪明
     2013212日,朝鲜一意孤行,把中国政府的告诫当成耳旁风,悍然又进行了第三次核试验。朝鲜核试验行为,不仅是对国际社会的无理挑衅,更是针对美日韩等国家的严重挑衅,特别是无视中国存在的挑衅。对此,我有几点看法一吐为快:
1、对朝鲜核试验,中国政府坚决反对;中国人民支持并拥护中国政府的这一立场。
2、要求中国政府言出政随,采取坚决的全面的有效的长期的手段兑现自己的立场。
3、朝鲜是个忘恩怀怨的国家,几百年来就是中国的克星,中国政府不可养虎为患。
4、朝鲜核试验一是污染中国东北环境,二是威胁中国东北人民生命安全;中国东北人民坚决零容忍,中国人民坚决零容忍。
5、要求中国政府以坚决零容忍的态度、坚决零容忍的立场和坚决零容忍的政策应对并制止朝鲜无视中国进行核试验的挑衅。
6、要求中国政府不要以壑为邻,要“为中国自扫门前雪,莫管美日韩何心肠?”非如此,朝鲜核试验就总是中国政府烫手的山芋,朝鲜政府就总是绑架中国政府。
7、要求中国政府不要瞻前顾后,不要顾左右而言他,对待朝鲜核试验中国该出手时就出手;必须先发制人时,中国出兵朝鲜也不为过。
8、总之,中国政府不可对朝鲜核试验采取绥靖政策,否则就是误国害国。
                                                 北京:高洪明
                                                 手机:13522267658
                                                 2013213

直面看中国,转身望世界: 民主党人高洪明:公开在京城的反对者

直面看中国,转身望世界: 民主党人高洪明:公开在京城的反对者: 民主党人高洪明:公开在京城的反对者

2013年2月8日星期五

高洪明和您聊点儿监狱里的事儿之四

                     高洪明和您聊点儿监狱里的事儿之四
                               高洪明
     初进东城看守所
     我在看守所铁栅栏门前静静地等候着。
     一胖一瘦两个预审员紧紧地看住我,也在看守所铁栅栏门前静静地等候着。
     一眼望去,铁栅栏门里幽深莫测;余光所见,铁栅栏门外戒备森严。
     不一会儿,铁栅栏门吱扭扭地打开了,一前一后走出3个穿着警服的警察。他们走到那两个预审员面前,互相交谈着。尽管我没有听见他们互相说什么,但我知道他们一定在互相交谈关于我的事情,我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悠闲地站在那里。
     “高洪明,你跟他们走吧!这是看守所的管教。”胖乎乎的预审员走到我面前吩咐说。
     “行!你们叫我跟谁走,我就跟谁走。”我顺从地回答。
     “那我们走了!”他说完,转身就和那个瘦子预审员一起走了。
     “高洪明!愣什么呐?快走!”一个一脸横肉、五大三粗的管教对我大声喝道。
      我壮着胆子向看守所铁栅栏门口走去。
      保卫看守所铁栅栏门的武警战士,他那支冲锋枪黑洞洞的枪口距离我的身体很近很近,可以说是擦肩而过。我有些紧张,真怕它走火伤人。
      我双脚有些沉重,高抬脚迈过看守所铁栅栏门的门槛;我暗暗地提醒自己:“高洪明,你已经正式走进看守所的大门了。”
      咣啷一声,看守所的铁栅栏门关上了,铁门栓摩擦的刺耳声、立刻锁门的锁声一起传进我的耳朵里;这些从来没有听到过的声音告诉我:“走出看守所,可由不得自己了。”
      走进了看守所铁栅栏门里,我站住了,我不知道该往哪里走了。
      “往前走!别愣着。”跟押我进来的3个管教,不知是谁喊了一声。
      我毫无选择地走进了我眼前唯一的一个门口。
      门开着,门口里一把木椅子上坐着个已过中年的警察,手里端个破搪瓷杯子,正有滋有味地品茶,另一个手里拿着一把经年使用的圆蒲扇,在轻轻摇着,天热得很,自在得很。
      他一见我进来,刚想说什么,就看见了跟押我的那3个管教,他也没说什么,我就继续向前亦步亦趋地走着。
      我的面前是一条挺宽的楼道,但光线阴暗,吊灯昏黄,给人一种阴森可怕的感觉。
     “别他妈的瞎看!往前走。”一个管教在对我诈唬着。
     其实,我哪儿也没有看,只是我的左首有一条楼道,我就是经过罢了。
“进这个门!”我身后一个管教命令我。
 这时,我才看到我的右首有一个门,敞开着,我走了进去,3个管教也跟了进来。
 我看这是一间办公室:有一张宽大的办公桌,有几把办公椅,一面墙上有2个文件柜,墙角有个落地扇,吊灯不明亮;令我不解是,一面墙上挂满手铐脚镣,一个墙角落里放着链子球、锤子和好像手铐一样的铁圈儿。3个管教坐着,我站着,不知我们在等谁。
我站在这间办公室里,犹如站在小说《红岩》描写的渣滓洞、白公馆里,可说一般无二。 
不大的功夫,大步走进来一个中年警察,他身材高大,一张国字脸,警服着装整齐,肩上扛着一督警衔 ,他站在办公室门里两三步的地方。那3个管教立马不约而同地从椅子上站了起来,一脸恭敬从命的样子。我也立马明白了:这个人肯定是他们的上司。
“高洪明!站好咯。这是我们Z所长,给你训训话,注意听好了。”一个管教命令我。
“你们出去吧!”所长轻轻地挥了挥手,那3个管教鱼贯而出,走出了办公室。
“你叫高洪明吧!没事闲的去天安门广场撒什么传单?关进来老实了吧!”他也站着在和我说话。他没有打官腔,也没有盛气凌人地给我训话,简直就像在和熟人聊天,我绷紧的准备放松了。
“我也不是闲的,我也没有撒传单!我去天安门广场撒纸钱就是为了表达我对六四事件死难者的悼念,就是为了表达要求平反六四事件的要求。其实,我什么也没干成。”我聊天般地回答他的提问。他很有兴趣地听着,我也乐意地说着。
“别聊了,说什么都晚了!我嘱咐你点儿正事儿吧!”我聊的正在兴头上,听他说话才止住;我没有在意,不知他什么时候已经坐在办公桌后面的办公椅上了。
“高洪明,你既然进来了,就踏踏实实地呆着吧!有什么具体困难跟我说,能帮忙的我尽量帮忙。就这样吧,我送你去号里。”所长通情达理地对我说。
“知道了!我会踏实呆着,不会给你们找事的。”我坦率地回答他。
“走吧!”所长从办公椅上站起来对我说。
我转身走出了办公室,我走在前面。我知道这是警察的规矩:我走前,他们跟在后面走。
   “右首直着走!”所长指挥着。我来到一个开着门的房门前,那里已经有两个管教在等候。
   “就这儿,进去吧!”所长用手指了指这个门口。我下意识地低了一下头,走了进去。
   “哎呦!怎么尽是水呀?”我喊了一声,因为我进门就踩了一脚水,鞋子湿透了。
   “这是怎么搞的?号里都成了养鱼池,人家怎么呆?”所长发火了。
   “明天你们好好弄弄!”旁边一个管教命令边上乖乖站着的两个穿着脏兮兮便服的人说。那两个人,唯唯诺诺地答应着。
    我一脚迈上那片高台,转过身来,等着所长吩咐。
   “被子褥子给你了,饭碗给你了,洗漱用具给你了,缺什么再说吧!好好呆着吧!”所长一样一样地告诉我,我很感激他。
    咣啷一声,屋门沉重地紧紧地关上了;接着是铁门栓发出刺耳的摩擦声;最后听到是铁锁锁门声。这时,我才真实地感觉到:我被关起来了。
    号里光线弥漫着昏黄的颜色,什么也看不清楚,那是头顶上吊着的灯泡污染的。我眨了眨眼睛,又用手揉了揉眼睛,才勉强适应这种光亮,才看到号里两个角落里各坐着一个人,没有人和我说话。
   “哥们儿,这是哪儿那?”我弯弯腰客气地问他俩。
   “这是‘安四所’。”一个人不情愿地低声告诉我。
   “你坐这吧,中间这床被褥是你的。”那个人接着告诉我。
我不便再问了,我转回身儿,慢慢的一屁股坐在我的被褥上,静静地坐着。
一会儿,有发闷的咚咚敲门声,我抬头看去,大门黑漆漆的一扇门板,外边什么也看不见。我右首的那个人答应着站起来,走到门前蹲下,用手掀起个什么东西,一片亮堂照射进来。他贴近门上这个有普通饭盒大小的窗口往外望了望,侧脸朝里喊着:
“打饭了,快把饭碗递过来!”我答应着,赶紧站起来。
“咱们几点开饭?”我随口问着。
“下午4点半开饭。”他也随口回答我。
我左首那个人,手疾眼快,把一个空碗递了过去。
蹲在窗口的那个人一只手把碗递了出去,另一只手又接了一个空碗拿着;
转眼他就从窗口接过盛着什么吃的东西的碗,又麻利地把第二个碗递了出去;
递碗的人一只手接了碗放下,另一只手又把第三个空碗递了过去;
蹲在窗口的人又马不停蹄地从窗口接过了第二个盛着什么吃的东西的碗,又顺手把第三个碗递了出去;
递碗的人接过那个碗放下,又拿起一个大一点儿的塑料盆儿递了过去;
蹲在窗口的人又从窗口接过第三个盛着什么吃的东西的碗,递碗的人熟练地接过第三个碗又放下;
蹲在窗口的人隔着窗口用小塑料盆儿接过几个馒头不像馒头、窝头不像窝头的东西。
他刚说了声“谢谢”,话音未落,窗口就被什么东西挡住了,号里又恢复了刚才的昏黄一片。
我心里感叹着:这哪里是在“打饭”,简直是在“战斗”。
“老高,这是你的,吃吧!”蹲在窗口的人,用手指着一个碗,客气地对我说着,随手他又递给我一把塑料勺儿。
“谢谢!”我说着,端起了他指的那个碗,这才看清楚,那是碗洋白菜汤。
“给你俩窝头,一人两个,凑活吃吧!。”他又递给我俩个窝头,我接在手里。
我端起盛菜汤的碗,很烫手,我又放在我那片床上,我才知道碗也塑料的。
晾了一会儿,我一手端起菜汤碗,一手拿着窝头,一边喝汤一边吃窝头,风卷残云般地喝完汤吃完窝头,甚至我连塑料勺儿都没用。
号里的第一顿饭,我根本就没有吃出、没有喝出什么滋味来,我只有一个字就是“饿”。我吃完饭了,人家两个还没吃呢。
“碗在哪儿刷刷?”我向前凑了凑,和他俩打听着。
“碗你放那儿吧!我们一块刷吧。”我右首边的那个人对我说了一声。
“谢谢你啦!”我把碗和勺儿轻轻地放在床下。
“甭客气,你要是累了就睡吧!”我正等这句话呢,我真累了。
我三下五除二把被褥铺好,把靠墙那头儿卷高当枕头,一头躺下,我就什么也不知道了。
                                                  北京:高洪明
                                                  手机:13522267658
                                                   2013年1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