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洪明和您聊点儿监狱里的事儿之十三
高洪明
我把北京市劳动教养委员会告上了法庭
冬天已经悄悄地走进了死囚牢，阴冷的空气在死囚牢里长期驻扎了。
尽管下午我刚刚吃完两个馒头、喝完一碗卞萝卜菜汤，还多吃了自己买的两根火腿肠，身上当时不感觉太冷；但因为死囚牢里从来没有一丝温暖的太阳光片刻地照射进来，所以阴冷的空气又很快地围绕着牢房里的每一个人。
我慢条斯理地把自己的棉大衣披在身上，坐在自己的被褥上，自己心里在算计着：我写的不服劳动教养申诉复议书交上去有一个多月了，到现在也没有回音，总觉心里不踏实。
“老高，琢磨什么那”Q陪号坐在自己的被褥上打听着问道。
“嗨，我琢磨我写的不服劳动教养申诉复议书，差不多该打回来了。”我顺口回答着。
“老高，你不用盼着复议书打回来！打回来也是维持原决定，百里挑一可能改判，这没有你的份！”Q陪号口气肯定地帮我分析着。
“我知道我申诉复议一定是维持原判，只是我想看看听听他们的理由是为什么。”
“外边来人了！一准儿是找你的，说曹操曹操就到。”C陪号的耳朵很尖很灵，他听到了牢房外边由远而近的脚步声，他机灵地提醒着我和Q陪号。牢房刹那间鸦雀无声了。
随着牢房外面的开锁声、拉动铁门栓声响过，一个熟悉的呵斥声透过牢门打饭窗口传了进来。
“听见没有？快开门！等打雷那！”这是筒道值班警察H某的粗哑嗓音。
Q陪号没有顾上穿鞋，就直接迈下了地床，用右手用力地推开死囚牢牢门。
胖乎乎的预审员站在牢房面前，值班警察H某陪着他站在他右边。
“高洪明，你出来！”随着预审员的叫声，我赶紧穿上棉大衣，穿好鞋走出牢房。
“高洪明，这是你的劳动教养申诉复议决定书，你仔细看看吧！如果你仍然不服，依照法律你可以起诉北京市劳动教养委员会。你听明白了吧！给你。”胖乎乎的预审员郑重其事地一股脑地把话说完，并随手把他手里拿的那份劳动教养申诉复议决定书递过来，我赶紧伸手接了过来。
“如果你要起诉劳动教养委员会，就在接到申诉复议决定书的十五日内，把你写的行政起诉状交上来，否则过期后，劳动教养申诉复议决定书生效。你听清楚了吧？”
“我听清楚了。那我写起诉状找谁要纸笔要行政诉讼法呢？”我追问着。
“你找你们W管教好了。”胖乎乎的预审员告诉我。我点了点头。
“没事儿啦，你回去吧！”预审员命令我。我转身一步迈回了牢房。
“把牢门关上！麻利点。”这是值班警察H某在发号施令。
我又转回身来，用右手把死囚牢牢门向里拉了拉，又赶紧把手放下，免得H某关上牢门时挤了我的手。随着关牢门声、拉动铁门栓声、上锁声，牢门关好了，外面也没了动静。
“老高，你的申诉复议决定书呢？赶紧给我看看！”Q陪号不等我坐下，就迫不及待地把我手里的申诉复议决定书拿了过去。他眼睛不太好，有点儿近视，他把申诉复议决定书两只手举高点凑近昏黄的灯光，站在那里看着。
“我说什么来的，维持原劳动教养决定了吧！老高，你两年劳动教养是跑不了的。”Q陪号一边看着，一边自夸着自己的先见之明。
“喂！老Q你歇会儿吧，快把复议决定书给人家老高吧，人家自己还没有看那！”不爱管闲事的C陪号坐在他的被褥上数落着Q陪号。
“给你，老高！你慢儿慢儿看吧。”Q陪号很扫兴地把复议决定书给了我。
“老C，你看不看？你要看你先看吧！”我侧了一下身子，客气地问了问老C。
“你自个先看吧！我看不看都是那么回事儿。”C陪号知趣地回答我，其实他怕Q陪号反唇相讥他。
我于是也站了起来，脱了棉大衣，拿着复议决定书也凑到昏黄的灯光下，把北京市人民政府劳动教养委员会的复议决定书细细地看了一遍，随手我把它递给了C陪号。
这个劳动教养申诉复议决定书与先前给我的那个劳动教养决定书大体一模一样，只是名称不同罢了，只是做出决定书的时间不同罢了。
这个劳动教养申诉复议决定书也是说：高洪明于1994年3月21日，携带其书写并复印的煽动性文字材料“进言书”数十份，在建外外交公寓会见外国记者，准备到天安门广场散发，煽动闹事，扰乱社会治安，被查获。经教育，高仍不悔改，又于同年5月25日至31日，制作书有煽动性口号的纸钱300余枚，并与外国记者联系，告之于5月31日19点38分在天安门广场国旗杆处抛撒，邀记者现场采访，31日晚，其携带纸钱赴天安门广场途中被查获。这个说法和那个劳动教养决定书的说法如出一辙，甚至连一个字也没有改动。
这个劳动教养申诉复议决定书又说：本会认为：申诉人高洪明煽动闹事，扰乱社会治安，依法应予制裁。本会根据《劳动教养试行办法》第十条第四项及第十三条之规定，对申诉人高洪明作出劳动教养贰年的决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程序合法，现决定予以维持。如不服本决定，可在接到本决定书之日起15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这个劳动教养申诉复议决定书的落款和那个劳动教养决定书的落款都是北京市人民政府劳动教养委员会，都是盖着公章。这个劳动教养申诉复议决定书的落款日期是1994年11月24日，而那个劳动教养决定书的落款日期是1994年9月9日。
我坐下思索片刻，马上决定起诉北京市劳动教养委员会。我知道这样做只是一场诉讼游戏，但我一定要跟那些把我给劳动教养的机关和人员把这场游戏进行到底。
我立马蹲在牢门打饭窗口边上，朝外大声喊着“报告，我要求见W管教！”
我喊了几声没有值班警察过来，Q陪号自告奋勇地对我说：“你喊的声音太小，他们听不见，我来替你喊几声。”说着，Q陪号代替我朝外大声喊着“报告，高洪明求见W管教”。
很凑巧，W管教正好路过正好听见，他走了过来。
“你们喊我有什么事儿？”
“是高洪明求见，他要起诉劳动教养委员会。”Q陪号小心翼翼地替自己解释着。
“高洪明，就你事儿多！有话快说，有屁快放，我还有事儿那。”W管教俯身爽快地朝牢房里大声说道。
“我刚才接到劳动教养申诉复议决定书，我仍然不服，我要把北京市劳动教养委员会告上法庭，我要起诉他们。我求您给我几张纸、一支笔和一本《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我好快点把起诉状写好交上去。”Q陪号的脑袋换了我的脑袋，我朝外透过打饭窗口回答着W管教的问话并向他提出了我的要求。
“好啦！我知道了。明天我给你送过来，连同你要的《行政诉讼法》。没事儿了吧？没事儿我走了。”“没事儿啦。”我回答他，他走了。这一天是1994年11月30日下午5点左右。
一夜无话，我心里净想着起诉北京市劳动教养委员会的事儿，但想着想着我睡着了，而且睡得很深很香，直到上午快开饭了，我才穿衣起来洗漱。
上午吃完饭不大一会儿，W管教如约而至，他把8张信纸大小的白报纸、一支竹子笔杆儿做成的圆珠笔和一本《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单行本递给我，我很感谢他。向他说了声谢谢。
W管教没有走，他问我，他还有一本《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和一本《劳动教养试行办法》要不要，如果需要他也一块给我。我说我正求之不得呢，他就从他的绿色警服棉大衣的口袋里掏出那两本小册子交给了我，我连声说了几声谢谢W管教。他走了。
我接过了W管教送来的纸笔书，如获至宝一样，兴奋地一步就迈上了地床，一屁股就坐在了自己被褥上，头也不抬地对着昏黄的灯光看起书来。
下午吃饭之前，W管教送来的3本小册子我都仔细地看了一遍，我写行政起诉状需要引证的有关法律条款我大体也有底了，于是我撂平了躺下了，我累了我想休息会儿。
Q陪号向我这边靠了靠，低头用不大的声音对我说：“老高，这几天你有事，我俩帮不上忙，你的差事（我分管的牢房公共事务清洗餐具的事儿）我俩干了，你看行不？”
“我写个东西不费劲，我干点活儿还活动活动身体呢！我谢谢你俩了。”我说了几句感谢他俩的话。我又对他俩说：“你俩该怎么玩就怎么玩，不碍事，我习惯在喧哗的环境里看书思考问题；当年我参加高教自学考试，就是在我们家门口胡同的电线杆的灯光下度过的。”我不无得意的向他俩自夸着。
“得！就这么着了。”C陪号说着就拿出扑克牌和Q陪号一起玩“拉大车”了。
我安静地坐在被褥上，盘算着怎么写这份以北京市人民政府劳动教养委员会为被告的行政诉讼状。我比照着《行政诉讼法》对诉讼状格式的具体要求，又根据《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和公安部制定的《劳动教养试行办法》的有关具体条文，结合劳动教养委员会对我的指控，我逐条地对这些指控进行了反驳。反正我要先打一个腹稿，心里就有底了。
两三天的工夫，我打的腹稿差不多定型了，我反复推敲了起诉状的文字和引用的法律条款，最后我确认腹稿准确无误了，上午吃完饭后我才开始动笔。
我端正地坐在我的被褥上，双膝并拢，然后把牢房里仅有的那本书《菜根谭》垫在双膝上，再把那8张信纸大小的白报纸平铺在《菜根谭》这本书上，左手扶住《菜根谭》免得它活动，右手握好那支有些滑溜溜的竹子杆儿做成的圆珠笔，我聚精会神地写了起来。
行政起诉状刚刚写了一页，右手开始出汗了，尽管冬天牢房里很冷，可见我握笔是很卖力气的。我知道握笔不卖力气也不行，因为你不用力，竹子杆儿做成的圆珠笔是拿不稳拿不住的。因此，我放下圆珠笔歇一会，右手五指做了几下伸展运动，然后动笔再写。
这次动笔写起来就好多了，我又写好两页，我的右手写得有些抽筋儿了，我的左手也有些不太听使唤了，我就又搁笔休息了一会儿。
C陪号对我说：“老高，我听见送饭车的声音了，你歇会儿，吃完饭再写吧！”我答应着。
下午饭无非是两个窝头和一碗菜汤，我三下五除二，没用5分钟的工夫就把饭吃完了。我又按照固有的写作姿势和写作程序，坐好姿势，摆好架势，拿着那杆圆珠笔写起来了。
这次工夫不大，我就把第四页起诉状写好了，我的起诉状一共就写了四页纸。我完成了写作任务，已经有点腰酸腿痛，有点眼睛发花了。我懒得洗漱了，我脱了衣服钻进被窝睡了。
次日，我又把起诉状仔细看了几遍，发现有几个落字我赶紧补上了。我算计手里还剩4页纸，就又照着起诉状抄写了一遍。这是第一次我在牢房里写东西有的副本，我很惬意。
我的起诉状大体分为五个部分：一原告高洪明，二被告北京市人民政府劳动教养委员会，三案由不服劳动教养申诉复议决定书，四诉讼请求要求依法撤销劳动教养申诉复议决定书，五事实与理由写了八条；具体内容无非是不服劳动教养决定，认为劳动教养委员会对我进行劳动教养是对我的政治迫害和人身迫害。
我对自己的行政起诉状反反复复，仔仔细细看过几天后，自己认为还写得不错，于是写上高洪明3个字，落款日期是1994年12月8日，就交给了W管教，我就静等回音了。
我记不清具体是哪一天了，胖乎乎的预审员来了，他把我带到预审室，我看到了两个身穿便衣自称是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的法官。
他们对我说，你写的起诉状不符合标准，需要重写。我对他俩说，哪儿不符合标准，你们给我指出来。一个法官蛮不讲理地对我说，你写的哪儿都不符合标准，他一口咬定要我重写。我坚决不答应，他说你不重写就立不了案。
如此僵持了一会儿，另一个法官过来劝我，他说你把起诉状写简单点不就行了嘛，写那么多理由干嘛。我再次强调不能重写，他也强调说不重写案子立不了；他又反复对我说，你想不想立案，想立案就重写，不重写就立不了案，你看着办吧。我和两个法官僵持着，僵持不下。
这时预审员走过来，他也几次劝我重写起诉状，我说怎么个写法，他说你没听明白吗？起诉状你写简单点不就行了嘛。
此时，我真的孤立无援；此地，真的毫无公道可言；此法官，真的面目狰狞可憎。当时，我冷静地想了想，我不重写立不了案，也留不下历史档案，我重写就可能留下一份不完全但真实的历史档案，我答应他们重写起诉状了。
那个法官说，识时务者为俊杰嘛，你重写不就完了；他递给我一张纸和一支钢笔让我写。这支普通的钢笔与我在死囚牢里用的圆珠笔芯、用的竹子杆儿圆珠笔真有天壤之别，真让我感慨万分，真让我有天堂地狱之感。
我第一次坐在预审室的办公桌面前写起了起诉状，我静静地想了想，一张纸上要写四张纸上的文字，这种取舍有多难，我只好把我的起诉状中的大部分内容忍痛割爱了。我刷刷点点，一气呵成，就在一张纸上写完了我的起诉状，然后交给了那个法官，他对我说这不结了。那两个法官完成了自己的任务，满意而去了；而我却是义愤而归了。
1995年3月15日，胖乎乎的预审员又来了，他又把我带到预审室，我又见到了上次我见到的那两个身穿便衣的法官。这次这两个法官和我没有说什么废话，他俩把一份北京市人民政府劳动教养委员会的答辩状郑重其事地交给了我，并通知我在接到答辩状10天后开庭，即在1995年3月25日上午9点准时在东城区人民法院开庭，开庭在第几法庭我忘记了。
我回到牢房后，我喊报告向W管教要纸笔想写一个发言提纲，以备开庭时法庭上用。但这次W管教对我的态度判若两人了，他对我说他没有纸笔了，你就多用用脑子吧！我默然了，我理解他。我充满谢意地对他说，我谢谢您了！他走了。
3月24日，我刚刚吃完上午的囚餐，W管教来了，他把我叫出死囚牢，对我说你的头发太长了，我帮你理理发吧！我说我不理发，就这样出庭，方显我的本色。他说你的头发太长了，这个模样出庭不雅观。
我自己知道，我是去年五一节前理的发，到今天已经11个月了，能不长吗？我的头发有多长，长多少厘米我不知道，但我知道头发的长度已经长得遮挡我的眼睛遮挡我的嘴巴吃饭了。为此我专门撕了一条内裤，把里面的松紧带抽出来，把头发向后背好，然后把松紧带套在脑门儿上，好方便眼睛和嘴巴发挥各自的生理功能。
我碍于W管教的情面，经不住他苦苦的劝说，甚至是苦苦的哀求，我同意他给我理发了。W管教很高兴，他一边亲自给我理发，一边感叹地说：“哎，管教亲自给在押人员理发，你是头一份儿，看守所是没有先例的。”我对他说，让我理发，我只给您面子，别人是没门儿的，他听了得意的笑了。
下午我刚刚吃完饭，牢门被打开了，看守所的Z所长站在牢门外面，还有几个警察站在他后面，W管教也在。
他对牢房里的四个人（年初关进一个误伤人命的）说：“都出来吧！给你们调号了。”
“所长，我过两天调号行不行？明天我就开庭了，求求你了！”我向他请求着。
“我们有新的任务，要关押新的犯人，得用安四所，你们四个这就搬。”他大声说着。
“那三个号都空着，我在安四所再待一天不行吗？求您照顾一下吧！”我再次请求他。
“不行！不是我不给你面子，这是命令，赶紧搬吧！”他用不容商量的口气命令着。
“那我就搬吧！”我无可奈何地回答他。
我回到死囚牢，把餐具洗漱用品卫生纸都包裹在一件外衣里，又把被褥叠好，把装衣服的枕头套裹在被褥里，也把我写的起诉状副本和劳动教养委员会的答辩书塞进枕头套里，我吃力地双手抱着被褥，右手腕挎着外衣包，默默地走出死囚牢，我茫然地站在那里。
“走吧！B筒2号。”W管教提高声音对我说。
我抱着被褥挎着外衣包，和我的三个狱友告别，真有些恋恋不舍的样子。
我前面一个劳动号带路，我抱着被褥挎着外衣包，跟着他走了，走向B筒2号。
北京：高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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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5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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